時政瞭望

　　依人民而變，經人民而見，利人民而興。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正式提出“兩個結合”重大論斷，即“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深入學習領會貫徹落實習近平文化思想，要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相關論述。

　　“第二個結合”的提出，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在新的歷史時期堅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擔當，因此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正因如此，我們在理解和推動“第二個結合”過程中，需要對其深刻的時代內涵保持理論和實踐上的自覺。人民是時代的創造者，也是“第二個結合”的實踐者、見證者和閱卷人，人民性是“第二個結合”時代內涵的題中應有之義。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理論品格，人民立場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從政治上看問題的出發點。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者和實踐者也正是人民，體現的是中國人民長期積累下來的生活規范、人生意義和德性價值。在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人民性更是彰顯“第二個結合”時代內涵和現實意義的重要視角。通過人民性這一主線，可以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實踐屬性、社會關系屬性和社會福祉屬性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依人民而變”“經人民而見”“利人民而興”的三個關鍵特質呼應起來，進而從本體論、方法論和功能論三個角度，指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適應時代變遷，回應社會現實需求，實現自身的延續與革新。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于人民之社會實踐

　　馬克思主義是實踐導向的理論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實踐的觀點、生活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區別于其他理論的顯著特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所強調的實踐并非單個個體的孤立活動，而是一種人民性的實踐。因此，通過人民性來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要求我們從人民實踐中尋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和發展的活力源泉，完成“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重大使命。

　　以人民性的實踐邏輯來彰顯“第二個結合”，對于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本體論特征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在文化社會學的學理研究中，對于傳統文化“是什么”的本體論理解常常遵循結構功能主義的理論傳統，通過一種“自上而下”的分析路徑將傳統文化定義為一種全社會所共享的、統一的文化體或者文化“文本”。這樣的界定路徑，實際上預設了一個傳統文化體，其常被用以分析諸如傳統中國社會這樣相對而言更加靜態化和同質性的場景與環境。但是，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個體有著相較于傳統社會范圍更大、更加個性化的文化詮釋空間。在這一新的時代背景下，如果我們仍然抱守傳統結構功能主義同質化和抽象化的文化本體論界定，就容易脫離當下社會實際，忽視現實生活中“活的”行動者身上所體現出的“異質性”傳統文化特質，從而產生只講“虛空”、不聯系實踐的局限性。

　　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實踐觀出發實現“第二個結合”，回應社會的現實需要，在本質上要求我們理解傳統文化時要傾向于采取一種“自下而上”的“人民性”分析路徑。相比于傳統的結構功能主義，這一路徑直面身處現實社會環境下的個體，聚焦其如何發揮能動性來理解、實踐和使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其構成要素。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通過學理論辯和經驗考察，從多樣化的個體傳統文化實踐中提煉出主體間內在的傳統文化實踐模式，從而可以形成某種具有共通性的公共意義上的傳統文化。顯然，這種公共意義上的傳統文化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具有堅實的社會實踐經驗基礎，不同于自上而下式的文本詮釋路徑。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于人民的社會實踐，要求我們通過多種社會科學分析手段，探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為人民所“用”，隨人民的實踐活動而變。由此，從本體論意義上保證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源頭活水，在實踐中體現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現實形態和時代價值。這種以社會實踐為導向的“人民性”的發揮正是“第二個結合”的時代內涵。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見于人民之社會關系

　　在本體論之外，以人民性來彰顯“第二個結合”的時代內涵，也是從方法論意義上指明了如何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下時代的經驗表現。這里的關鍵概念在于社會關系。馬克思曾言，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對人的本質追問中，最終落腳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將現實世界理解為一個“屬人”的世界，是一個現實中的行動者參與其中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講，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其內在要求之一正是從個人的社會性互動過程中來“表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現實價值。這從本質上回應了社會科學研究中方法論層面上的測量問題。

　　在既有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文化的測量可謂紛繁復雜。我們既可以從諸如《論語》這樣的傳統文本或者諸如文物這樣的傳統物質器物中詮釋傳統文化的內涵，也可以圍繞特定的風俗習慣甚至倫理規范來體悟與展現傳統文化。但除了以文本、器物或者習俗來“靜態”地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外，我們還需要以人民的社會關系為立足點，以人際互動的“動態”邏輯來具象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就是做到“經人民而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方法論意義上的“經人民而見”，具有充分的學理和社會科學經驗基礎。本質上來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和延續本身便需要通過社會中的人的社會關系得以實現。例如，和諧的代際關系保證了優良家風的代際傳遞。代際之間的文化社會化，將家風上升到一種家庭內部的“集體記憶”并將其延續下去。除此之外，社會關系本身也是“生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機制。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中，行動者被置于不同的位置，遵循特定的規范、扮演相應的角色、承擔相應的義務。這些基于社會關系相對位置的穩定“配置”，久而久之便構成了一種傳統文化。可見，人民在實踐過程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是不斷生成符合當下社會需求，達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變革與創新的重要機制。

　　此外，社會關系本身的變動也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與發展指明了新的思考方向。一個例子是，在數字化社會的今天，人們的社會關系日漸通過虛擬互動得以達成。那么，如何在這樣一個匿名化的“網絡社會”中保持和發揮傳統文化的現實效力？這便是立足于社會關系的人民性給社會科學研究者提出的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亦是“第二個結合”所蘊含的一個具體的時代之問。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利于人民之凝聚團結

　　馬克思主義的提出及其應用，是為了能夠解放勞苦大眾，為其建立一個沒有壓迫和剝削的理想社會。與之高度一致，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因此，馬克思主義人民性的一個重要面向，正是在于其在功能目標上“團結人民”“為了人民”。由此，“第二個結合”的“人民性”時代內涵，也必然需要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功能性意義提供一個基本的話語體現和目標表達，這便是“利人民而興”。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何以“利民”？對于這一問題，文化社會學者尤其強調了傳統文化在凝聚人心、提升文化歸屬上的重要作用。人是社會性動物，對于所屬社會有著天然的歸屬層面的需求。與之呼應，中華傳統文化正是通過一種無形的紐帶，讓人民在精神上對自己的國家和社會有所歸屬，對其他成員有所認同。這種正效應的發揮“潤物細無聲”，通過構建個人社會交往過程中針對人和事的分類認知體系，讓社會中的個體接納傳統文化意義系統所設定的主張和價值，以此構建生活世界的“真實”。

　　具體而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可以通過多種機制提升社會整體的凝聚力，做到“利人民而興”。例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信義觀”有助于培育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降低社會交往過程的沖突、摩擦和成本；社會成員彼此之間的“善意”和“仁愛”亦可以通過諸如“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道德風尚得以培育；“家國同構”和“家國情懷”將個體對于“小家”的認同拓展到對“大國”的認同，從而激活個體社會成員對于國家的義務感，提升社會整體的團結凝聚程度。

　　從整體民族精神的延續角度來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本身既是中華民族性格的必然結果，也是維系這一民族性格的基本憑依。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我們可以以“和而不同”推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鑒，達成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從這個意義上說，以人民性來彰顯“第二個結合”的時代內涵，要求我們從凝聚人心的角度，更好地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服務于當下、服務于人民、服務于時代。

　　（作者胡安寧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社會實現路徑與機制研究”首席專家）

原標題：以人民性彰顯“第二個結合”的時代內涵